一 宏观经济

女性在婚姻市场中与商品(在中国主要是住房）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因而其供求规律类似于商品。

这一轮金融扩张造成资本收益份额的提高和劳动收益份额的下降，于是财富向资本所有者集中、向中老年人集中。而对女性的需求非常缺乏收入弹性，且恰恰是年轻男性对女性有需求，因此全社会对女性的“有效需求”不足¹ ，造成当今愈演愈烈的“剩女”现象。

用苏联式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讲，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必然导致对商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同理，必然导致婚姻市场上对女性的有效需求不足。虽然这套理论非常不严谨，但有其道理：放任经济增长、牺牲社会平等的时代，会对结婚率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 教育的性别结构变化

近年来，中国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反超男性，而婚姻是很难跨越教育背景的，即使能够跨越，也是女性向上兼容、男性向下兼容。高等教育性别结构上的变化进一步加大了高教育程度女性和低教育程度男性的婚配难度，从而降低了整体结婚率。

而且不只是中国，美国也面临这个问题：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2018年美国学士学位获得者中，女性占比达到57%。获得硕士学位的女性和男性比例之差还要更大：59%比41%。见在美国，找个好男人越来越难

三 中国快速的市场化转型

大量民企崛起，中国人除了传统的国企、体制内工作，有了新的选择。但男女对新选择的接受程度却不同。女性更保守，不愿去市场化单位，男性则更愿意冒险。而且，很多女性家庭不接受市场化单位的男性，有基于传统的歧视，这进一步造成了适龄男女的错配。

除了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还有人口随经济发展在城乡分布、区域分布上的变化，即大规模城市化和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在加剧婚姻匹配失衡上起到了类似的作用² 。

四 影响

综合以上三条，择偶最困难的群体，应该是高学历、歧视体制外工作、人口大量流入的发达地区城市女性，和低学历、大量女性外流的落后地区的农村男性。

另一方面，结婚率下降不可避免地拖累了生育率，即使这不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