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乱象背后的结构性格局转变
黄蒙 / 2017-12-16
历史将证明：是美国爆发全面金融危机的2008年，而非2000或2001年，由于引致了一系列新现象、新局面，而将作为21世纪的真正起点被后世所铭记——正如19世纪的真正起点是1789年，而20世纪的真正起点是1914年那样。
就最近二百多年的世界历史而言，新世纪总是一个全新的阶段，体现着截然不同的时代氛围和集体心理特征。造成这种跨世纪变化的深层技术性原因或许有很多，但技术因素引起的变化大多是渐进的，有摩擦、有延迟；而像1789、1914、2008年这样，积聚已久的势能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爆发出来，在短短几年内引起人们对世界观感的极大变化，则往往是国际格局结构性转变的结果。
一、当今国际乱象
2008年之后的世界，相对于之前二十年我们听惯的老生常谈，有太多新鲜事物。当俄罗斯说“人权高于主权”，当美国说“主权神圣不可侵犯”1；当英国表态坚决支持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当中国成为全球鼓吹自由贸易的最主要成员；当奥巴马誓言再领导世界一百年，当秦刚说“中国也曾做过世界老大，还不止一百年”；当欧美民众走上街头打砸抢烧，当游行学潮发生在香港、台湾；当东南亚小国元首公然蔑视奥巴马，当特朗普将“农村包围城市”贯彻在美利坚：唯一清楚的一点，就是局势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
上述这些现象在短短几年间密集地出现，表明它们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某种系统性变化的一部分。准确地说，它们都可以作为国际格局结构性转变的征兆来看待。那么，2008年之前，我们究竟处于怎样的国际格局中呢？
二、二战以来的国际格局
相互间物质文化联系紧密的地理区域，构成一个地缘政治世界。一个地缘政治世界的国际格局，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群雄竞争的多级格局，存在一系列力量占据优势的主导大国，以中国的战国七雄和18世纪欧洲的五大国2为代表；第二类是霸权治下的单极格局，即霸主武力威慑下的和平，在西文中以“Pax+霸主国名”表示，典型的有古罗马时代的Pax Romana（罗马治下的和平）和19世纪的Pax Britannica（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相对于以上两类基本格局，两极格局因为缺乏缓冲和牵制，容易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二战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形成针锋相对的两大体系，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全面对抗，是为冷战。这种对峙局面的出现，是在互相毁灭的核恐怖这个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格局。但中国在冷战前期和后期的不同站队，仍使该格局呈现出一定的三角特征，增强了体系的稳定性。70年代之前，美攻苏守，中国同苏联站在一起，参与了两大阵营在远东的两次直接对抗；70年代之后，苏攻美守，中国又同美国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共同围堵苏联的扩张。由于两大阵营的对抗不单纯是军事的，也是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因此中国的转向便不能只是军事同盟关系的变化，而必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大规模变革和意识形态的大尺度调整。同时，中国又不甘心做美苏任何一家的附庸，因而中国在军事上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同时，必然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同样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乃是“美苏中大三角”国际格局对中国道路的内在要求——这只与中国的地缘潜力有关，而与中国的执政集团具体是谁无关。
在人口和经济规模都处于明显劣势3的条件下，长期推行国防优先战略，试图维持军事上的均势，导致苏东阵营精疲力竭，于八九十年代之交轰然倒塌。踏着苏联的尸体，美国终于登上了王座。而且，不同于二战前后，这一次美国的独霸地位无人挑战，是货真价实的Pax Americana（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世界重回单极格局，不仅中国始料未及、悔之不迭4 ，美国同样惊喜若狂、被冲昏了头脑，乃至出现了“历史终结论”这样可笑的胜利宣言。但在美国为自己的骄狂付出代价之前，中国不得不认清现实、韬光养晦。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国经历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外交四大耻5 ，在各个领域低眉俯首、示弱守雌。二十年下来，外交部收到了无数钙片，人们也几乎习惯了美国的独霸，而忘记了国际格局的其他可能形态。即使2001年的911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仍然被解读为美国霸权之路上的小挫折，而不是它对自身力量和声望的肆意挥霍。
直到2008年，人们才如梦初醒。现在回过头审视，“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美国登上权力巅峰后，其骄狂的程度、腐化的速度、对自身积累的消耗，都是惊人的。在一连串看似偶然实含必然的战略误判的指导下，区区二十年，美国的霸权便开始动摇。这个成绩比19世纪的不列颠帝国差得远，而世界也再一次进入了混乱的多极格局。
三、新一轮多级时代的特点
1 意识形态落潮：不仅中国，而且西方
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抗是全面的，为了争夺人心6，形成了各自的意识形态体系。60年代西方世界的骚乱，无论是美国的民权运动，还是法国、日本的学潮，都受到了中苏意识形态输出的强烈影响。8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迅猛传播，则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反攻。
但事实上，双方的意识形态所描绘的，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国。因而这些意识形态作为武器，都有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两面性。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长期与计划经济挂钩，抨击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同时，损害了自身的经济效率；资本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则过分鼓吹民主和人权，以及衍生性的多元化、尊重少数群体、民族自决等价值诉求，而削弱了国家的向心力和社会的纪律性7。
部分出于改换阵营的需要，中国于80年代率先淡化了自身意识形态中的极端色彩。苏东剧变后，改马克思之旗，易社会主义之帜，也先后拥抱了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则在全胜之余，志得意满，没有及时地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反而沿着惯性一路狂奔，终于发展到如今极端“白左”充斥教育和传媒领域的局面。逆向种族歧视、社会撕裂8、民族矛盾、地区分离主义乃至民粹化，都是冷战时期遗留的意识形态未加约束、一路狂奔造成的恶果。
台湾地区的太阳花“反服贸”学生运动令人惊呼，“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民粹绑架政治的力度空前；2016年美国大选，大批基层选民畏惧“政治正确”，竟致道路以目，不敢公开表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可知“政治正确”猛于虎，达到了多么荒谬的地步！最近两年，以特朗普、勒庞为代表的非传统政治人物走上历史舞台，不过是传达了一个迟来的信号：西方也开始有人系统地反思意识形态狂热的危害，并着手重建富于理性和权威性的社会秩序了。意识形态在西方的落潮，虽然迟到了二三十年，但better late than never，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2 苏东阵营崩溃后果的发酵
中国开放，苏东集团和一大批受其影响的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极大地改变了这个经济体系的要素禀赋结构，并使分配结果从劳动力向资本大大倾斜。这种经济力量，连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西方世界因危机感下降而在社会政策上表现出的右倾，是三十年来西方社会不断增加的贫富差距的最主要根源。这种经济后果也造成了西方国家国内政治上的紧张局面，并且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彻底缓解。也就是说，西方社会长期维持橄榄形结构，伴以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将很难成为21世纪的“新常态”。
此外，虽然从西方国家内部看，贫富差距在恶化；但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则在改善，长期有利于国际政治的民主化。
3 非生产性资源消耗的增加
客观地说，即使存在霸权因素，单极格局仍然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改善。因为在单极格局下，没有国家敢于挑战霸主的地位，也就不需要投入太多资源用于非生产领域；相应地，霸主的财政压力也会相对减轻：全世界都将处于“轻徭薄赋”、互联互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黄金时代。回顾历史，罗马和平、不列颠和平，包括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莫不如此。
而在多极格局下，意图争夺霸主地位的各大国都要投入更大比例的资源用于相互对抗。即使核威慑限制了大国间开展全面军备竞赛的冲动，单单合纵连横争取外援的努力，也会消耗大量本可以投入生产领域的资源，加重大国的财政压力。
4 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协调的失败
单极格局下，霸权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世界政府的作用，约束各国开展协调合作。而在多极格局下，各国行动的机会主义倾向明显加强，容易落入囚徒困境。例如，在财政压力下，为了满足低成本融资的需要，各国可能竞相对资本给予越来越优惠的条件，而扩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
5 跨国社会改革运动将再次积蓄力量
“天下乌鸦一般黑”，全球意识形态的退潮将戳破很多人的社会理想；“羊毛出在羊身上”，较高强度的国际对抗将放缓福利改善的步调；再加上国际协调不力可能造成很多社会问题难以解决：这一切都意味着某种跨国的社会改革运动可能从中汲取养料，蓬勃生长。事实上，这样的跨国社会改革运动在历史上曾一再出现，从新教改革到国际共运，都具有这种性质。
四、结语
金融危机已经十年，但新世纪的面貌还只是初露端倪，将来还会有更多变化，挑战20世纪形成的对人类发展趋势的认识。
《史记·天官书》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世界是同构的，在不同规模上，相似的结构反复出现，该来的总会来。对于即将到来的，不论是否合意，我们不抱任何侥幸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