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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去依附最为有效

后发国家大力与发达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必然产生依附关系，以及这种依附关系上附着的一批既得利益。

美国对英国真正的去依附，靠的是拿破仑战争时期的第二次美英战争。

新中国之初对苏联的彻底去依附，契机是中苏交恶接近战争边缘后，中国不得不全面自力更生。

战争造成的被动去依附，有力地压制了那批既得利益，而后逼迫着后发国家自主创新。

技术与能力是不同的

技术可以直接引进，可以抄袭乃至模仿；但如何改进、调优，如何实现技术的不断升级迭代，如何将技术很好地应用于实际需求，却难以讲述、难以描摹、难以形诸文字，因而难以传播。这些东西可以被归入能力的范畴，是真正关键的生产要素；而且，除非经过高强度的学习、揣摩、探索和创新，极难掌握。

用写经济学论文来打比方，技术是对既有经典文献中成熟模型的学习。照猫画虎地运用经典模型、推广到与文献中讨论的问题相似的场景，相当于引进技术，这并不难。但是，要说明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时，考虑到国情的不同，如何修改模型？修改那些假设和设定？以及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要引入哪些新技术来发展新一代模型？这些才属于能力，是学术进步和对现实工作产生实际效用的真正关键要素。能力很难直接传播，要获得能力，除了高强度学习、揣摩和在写论文的过程中试错、创新，别无他法。

单纯引进技术是不能实现产业升级的，因为能力是无法引进的。同样，单纯研读和借鉴文献中已有的成熟模型是无法实现学术进步的——哪怕对经典模型背得滚瓜烂熟。学术进步和有效应用理论离不开自主“研发”新模型，产业升级也永远离不开在既有产品基础上的新产品、新工艺研发。

我国有些产业（典型如轿车产业），“市场换技术”之后，重引进而轻研发，多年来仍未掌握能力，无异于将市场拱手让给外企；同理，如果大量中国学者只是学习和照搬外国文献中的理论和方法，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能力就永远难以比肩外国学术界。

中兴事件后，我国强调“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其实，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倒不如强调“迭代升级前沿技术的能力是买不来的”，更有利于我国加强对能力建设的重视。

“有为政府”的加入使林毅夫理论自圆其说的能力大大增强了

路风对我国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相当强烈的批评，认为脱离了学习、研发等创新框架，无法真正解释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不过，林毅夫后来对他的理论做了一些扩充，在“有效市场”之外，加入了“有为政府”。“有为政府”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样，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新版本——新结构经济学——自圆其说的能力就强多了。

1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兼容研发和创新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要素禀赋允许的一定范围内，可以适度超前进行研发，向产业链上游攀升。但这种攀升是有限的，受要素禀赋的约束，存在天花板。只有要素禀赋的不断改变，才能使这个天花板不断升高。

以90年代中后期的VCD/DVD行业为例，大多数企业是小作坊式的组装厂，完全靠中国人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组装外国零件；少数企业在系统集成的层面进行了研发；只有新科等极少数企业，除了系统集成层面，还对部分零部件直接进行了重新设计，但也没有深入到最核心的芯片设计层面。

用理论的语言来描述就是：在那个年代，如果中国企业直接从事芯片设计，会由于芯片科研人员的高成本或不可得性而缺乏盈利能力。没有国家的刻意保护，这样的企业就是缺乏自生能力的。

固然，国家可以出于种种考虑，投入资源（包括直接的财政支出和间接的制度扭曲，乃至国际上其他领域的妥协交换）扶持和保护一批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但这种投入的规模一定是有限的，否则只会像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那样，使国民经济被这类企业绑架和拖垮。

林毅夫理论的精髓是，“自强”当然必要，但必须构筑在更宽广的“求富”基座上。而“求富”必须依托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所以资本和技术过度密集、前沿的产业或产业链环节，不可能在要素禀赋无法支撑在情况下大面积地发展——这就是当时中国在产业结构上存在天花板的表现。

在天花板之下，则存在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如何引导这些企业加强研发和积累，从而改善要素禀赋，则是“有为政府”的责任。

2 “有为政府”可能更加关键

要素禀赋其实就是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相对于人口的密集度。事实上，企业在比较优势的轨道上盈利后，并不必然投资于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研发，因此要素禀赋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提高。在很多国家，及时行乐的高消费乃至炫耀性消费才是常态。所以要素禀赋向上的改善，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这个政府不仅要制定规划，还要积极改善制度环境，激励企业投资和研发，更要鞭策全体民众，塑造学习和赶超的文化氛围。“有为政府”可能才是成功赶超国家和失败国家的真正区别；补上了这块板，作为发展战略学理基础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才算基本完整了。

几个具有战略属性、必须得到优先保护和扶持的产业

1. 风帆战列舰时代的海军，高度依赖渔业、远洋运输业培养出来的熟练水手。因此渔业、远洋运输业和造船业曾经是所有海军强国高度重视和保护的产业。
2. 煤炭、钢铁产业，俗称的煤钢复合体，再加上机械乃至石油化工，19-20 世纪现代军备的基础。因此19-20 世纪的大国，都会保护这些产业，不会将市场轻易让给外国。
3. 当代核威慑的关键在于导弹、战略空军和核潜艇。
   1. 导弹和火箭在动力上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一个独立、盈利的航天产业，有利于保存火箭发动机人才，保证相关技术的延续和迭代。
   2. 战略空军需要大飞机。一个盈利的民用大飞机产业能够有力地支持战略轰炸机等军用机型的发展。
   3. 核潜艇需要先进的核反应堆，因此能不断升级迭代核反应堆技术的核电产业，也具有战略性。

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几个主要玩家来说，像航天、大飞机、核电这种具有战略属性的民用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高度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固然最好；就算没有，也要依托国内市场进行保护，保证能够升级迭代相关技术的组织不致流散、技术水平上能够跟随前沿，政治独立才能有基本保障。

这种保护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使财政背上沉重的负担。对于经济落后的大国，为了不拖累经济发展，只能有选择性地保护能够支撑战略“撒手锏”的少数产业，而无法像中美这样全面铺开。

中国发展战略的两次转向：从“自强”到“求富”再到二者都要

建国前三十年，在极端恶劣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不得不寻求自保。因此中国实行赶超战略，优先发展完全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和军事工业，本质上是牺牲民生发展国防。为了解决这些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企业在中国的盈利能力/自生能力问题，与其搭配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扭曲（详见《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

三十年的建设，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和国防体系；但在民生方面，城镇职工工资水平长期停滞，农民则徘徊在饥饿边缘。虽然中外交流极少，但有限的接触中，这种生活水平的对比也会给落后国家带来极大的政治安全压力。

第一次转向：从“自强”到“求富”

70年代末与美国和解后，中国终于能向西方世界开放。前三十年穷怕了，所以战略上、政策上有矫枉过正的变化。表现为迷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特别是苏联解体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以至于对前三十年的赶超战略近乎全盘否定（苏联赶超了70年，却落得个连沙皇俄国稳定控制的领土都要吐出来的后果）。

一方面，中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出口，给予全球罕见的超国民待遇积极引入跨国公司的FDI，全面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在赶超型产业，大量项目下马、企业被“甩包袱”——这也是一种战略收缩。

像汉武帝、明成祖去世后，战略收缩，减轻财政负担，让国民经济休养生息，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国家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认为这些赶超型企业是落后的包袱，应该全部扔掉；加入国际大循环，赚了钱再买设备、买技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才是提高发展绩效的康庄大道。

其实若论加入国际大循环的程度，很少有国家能超过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据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有一个所谓的“黄金十年”，中国工业产值有极大的增长。可是，再一看结构，这一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外资驱动的，中国国民经济也大量被外国资本控制（即使在民族资本最强大的棉纺织工业，外资都占到一半左右）。中国空有增长而没有自主技术，结果就是国防工业完全不成体系，与日本的战争犹如一个农业国与工业国的战争。

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偏激的政策倾向同样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中国经济的去技术化、依附化，逐渐被跨国公司控制了技术的来源和销售的渠道，产生了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倾向，以至于有外国经济学家称中国的经济增长为“无技术的增长”。虽然96年台海危机后中央有重新增加军工投入的战略决策，隔年在基础科研方面提出了“973计划”，但意识形态的强大惯性，使得这种“造不如买”的发展思路在整体上延续了将近三十年。

第二次转向：从“求富”到二者都要

第二次转向的原因和契机我还没有搞清楚，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它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直到2008-2009年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崛起已经无法隐藏，美国战略重心开始向东亚回归，中国才真正从战略高度扭转过去的发展方式。2018年中美贸易战，更是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说服了全国上上下下：跨越式的技术和产业赶超，永远都是必要的。

这里存在一个理论问题：“自强”和“求富”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一定冲突吗？

在建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情境中，它们确实是冲突的，中国获得安全保障之前，不得不拼命追求“自强”而放弃了“求富”。第二个三十年，中美和解和苏联解体使中国终于获得了安全保障，终于有条件开始“求富”了。而且，为了尽快弥补前三十年的民生欠账，中国把“求富”放在了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并幻想着富裕之后财力充足，自然可以带来更加稳固的安全保障。

但实践的结果却是，第一，富裕起来并不伴随着核心技术的获得，因而并不会自然带来安全保障；第二，陷入技术依赖之后，中国有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倾向，因此就连富裕本身，都是不可持续的。

结论只有一个：真要“求富”，必须“自强”。收入的持续增长、技术的冲击前沿，不能仅由发挥比较优势来实现，而必须发挥政府、企业和人民主观能动性，进行违反比较优势（即使在财务上不那么有利）的超前奋斗，才能不断改善禀赋条件，不断获得新的比较优势，实现技术的不断改进与收入的持续增长。在一个技术不断动态变化的真实世界中，政府和市场，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反而是，市场的不断发展、深化和完善本身，都依赖政府的有效引导和管理。

或许可以打一个粗浅的比方：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行为其实是国民经济的一种投资，虽然不能使当期收益最大化，但有利于未来收益的大幅提高。完全遵循比较优势的国家，就像一个大人小孩都去工作挣钱的家庭，虽然现期收入和生活水平高于一个花钱让孩子上学的家庭，但二十年之后，它们的收入差距会急剧拉开。

国际层面的问题

发展战略的问题解决之后，下一个问题在国际层面：如果这个道理被很多国家所接受，大家纷纷采取一些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行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秩序就会变得更加混乱。因为大家都遵循统一的比较优势的国际体系是最简单、最清晰的，国际格局也会一直保持原状，不会变化。但如果各国都采取一些保护主义政策和制度扭曲安排，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博弈变得频繁而激烈。

在美国如日中天、强力推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各国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对比较优势的违背是有限的。但现在连美国自己都开始为了国家安全破坏市场自由、违背比较优势了，那让别的国家怎么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违背比较优势的行为将会大幅增长，导致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复杂的博弈，加深国际经济体系的碎片化程度。这些会导致国家间关系如何变化？国际贸易和投资格局会表现出怎样的结构性特征？这种破碎国际经济体系的力量与长期中国际经济一体化力量的较量，会经历怎样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都是当下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路风对赶超战略的独到见解

技术和产业赶超是发展经济学的绝对主题。整个发展经济学都是围绕这个命题展开的。

路风教授对于赶超战略的几个见解，我觉得很有道理：

一 市场机制不会导致各国收入水平的趋同

市场机制仅仅导致供给与需求在现存结构条件下的均衡，但却不能自动导致结构条件本身的改变。

事实上，对大部分国家而言，技术转移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连模仿都是昂贵的。学习曲线/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一个独立于投资的变量。所以按照索洛模型，即使储蓄/投资率达到黄金水平，两国技术水平差异的长期性也会导致两国收入差异的长期存在。

陡峭的学习曲线/快速提升的TFP是成功赶超的必要条件，而实现它需要很多政治和社会条件，学者们将其概括为“发展型国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

什么因素导致了“发展型国家”？众说纷纭。但共识是，其动力来源是政治性的、历史性的，而不是来自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

二 中等收入陷阱是两个发展阶段的分界线

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大致分为连个阶段。

第一阶段：

1 从农业和初级产品生产扩展到工业和服务业，细化分工，提升本国经济结构的复杂程度，以减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本国经济的冲击。

2 这个阶段的主要挑战是提高储蓄率以及合理配置本国的生产要素。

3 这个阶段一般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4 这个阶段往往是没有技术的工业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是依赖跨国公司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进入第二阶段，就会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阶段：

1 产业结构的升级，要以更高的效率利用本国要素。

2 这个阶段的主要挑战是提高TFP和产品创新（克鲁格曼曾经嘲讽，苏东集团曾经的高增长更多源于资本积累而非TFP上升，见 Krugman, Paul.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1994): 62-78.）。

3 进入这个阶段，就几乎一定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就是说，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人均GDP10000~20000美元），几乎是一片荒漠，这个区间里的国家极少。人均GDP10000美元，就像是一道天锁，锁住了多数发展中国家上升的空间。

4 创新型企业是超越本国比较优势的企业，它们的创新使本国能够生产原来无法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有没有一批创新型企业是后发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三 企业进入本国原来不存在的高技术工业领域，需要精神力量

之所以会问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高技术工业领域，后进者面临的风险远远超过边际性利润动机所能解释的程度。因此，市场机制根本不足以导致后进企业敢于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

即使政府提供了各种扶持，都不足以帮助克服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企业能否在新赛道中生存下来取决于企业能否改善自己的组织、发展出足够的能力，而这个过程无法依靠任何外力的帮助。

因此，企业进入本国原来不存在的高技术工业领域，需要利润和政府支持以外的激励因素——这是一种精神、气质的力量，往往体现为弥漫于全社会的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源于国家在政治上走上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四 总结

市场机制不能自动产生加入全球市场竞争所需要的能力，也不会自动导致产业升级。无论是坚定地走上发展的道路，还是产生出创新型企业及其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其动力来源都必须依靠经济关系和市场机制以外的力量——政治的、历史的和精神力量。

五 评论

在市场机制之外，成功赶超真正的关键因素，路风归结为“政治的、历史的和精神力量”。这很有趣。这有点像阎学通的国家竞争力理论，找到了“政治领导力”这个核心变量之后，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良好的政治领导力的来源，因为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的、历史的和精神力量”。这类力量，在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很难被精确地定义和解释。因为按照中国哲学，它们就是“多难兴邦”，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句话，它们就是命运本身。

一旦分析到这个层面，马上就会明白，发展经济学为后发国家开出的所有“药方”，都不能保证有效。以林毅夫最新版本的新结构经济学为例，药方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看起来颇有道理，但请问，“有为政府”哪里来？如果一个后发国家的政府做不到“有为”，谁又有权力改造它呢？发展经济学的终极目标——全球共同富裕——终归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幼稚产业保护无法保证产业赶超

后发国家要进入新的产业领域，由于缺乏经验，初始成本会很高，无力与先发国家的老牌企业竞争。因此政府有必要在该产业还比较弱小的阶段采取有力措施（如关税等贸易壁垒、财政补贴、政府采购支持等）帮助其抵御外国产品的竞争，等该产业发展一段时间、成本降下来之后，再取消这些扭曲性措施。这就是著名的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保护论。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怀着产业升级、摆脱世界体系边缘地位的美好愿望，纷纷按照幼稚产业保护论的指导，大力保护本国产业。但普遍的结果是，长期的保护扭曲了市场机制、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而本国产品仍然缺乏竞争力，“幼稚产业”过了二三十年依然幼稚。

事实上，该理论的关键点在于，考虑到产业保护是有成本的（因而不可能永远持续），本国的幼稚产业必须在保护期内快速提升技术水平、尽快缩小与外国企业的技术差距，才能使本国产品在保护期结束后拥有自生能力（一般来说，虽然很难一步登天地实现技术赶超，但可以通过差异化竞争策略在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考虑到发达国家的企业并不会混吃等死，研发和技术迭代从未停止，这就要求本国幼稚产业的学习曲线必须非常陡峭，本国企业必须进行高强度的技术学习。

所以，产业赶超能否成功，关键不在于是否采取了保护措施，而在于产业主体是否拥有足够快的学习速度。也就是说，幼稚产业保护论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贸易政策或产业政策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组织乃至一个社会整体的学习效率问题。

只有明白了产业赶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在学习效率这个层次，才能有的放矢。

复杂组织的学习效率问题，既是一个制度问题，也像路风教授所说，需要精神力量。（1）从制度上看，如何激励企业进行扎扎实实地技术学习和研发，避免保护措施成为企业安于国内垄断的温柔乡、避免新兴产业沦为“跑路”企业家“骗补”的乐园，都需要深入研究和精细管理——而且这使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也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2）从文化环境上看，毅然投入高强度学习、勇于同发达国家的企业正面竞争，需要企业怀有远大抱负和社会责任感。这固然离不开整体的时代氛围和社会心理，是特定历史和政治条件的产物，但国家的积极宣传和引导，也是绝对必要的。

附：

2016年张维迎跟林毅夫有一场辩论，关于中国是否需要产业政策。其中张维迎持一种近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否认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当时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给我们上课，就说这个辩论是在很幼稚的层次，主要面对的对象是本科生和非专业人士。现在想来，这种层级的辩论居然能占用那么多媒体资源，足见新自由主义洗了多少中国人的脑。

不仅是高强度、高效率的技术学习，事实上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是政府和企业在不同层次的努力互补相成的结果。中国要展开进一步的产业赶超，根本不是应不应该保留产业政策的问题，而是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仍然过于粗糙，急需高强度学习、“研发”和升级，然后才能给予产业升级更强劲动力和助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