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触“党争”这个词，是在《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或者《中国通史故事》这类书上，有“牛李党争”这种词条。上面说，党争是唐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言下之意，其他某些朝代的党争并不严重，至少不是灭亡的主要因素。

然后就是播《康熙王朝》的时候，康熙被大臣们结党气病了，孝庄去安慰他。

那时候还小，大臣们做了什么，看得懵懵懂懂；反而是孝庄说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党争，关键在于皇帝如何面对和处理，印象很深。所以那时候对“党争”为什么会扩大化、严重化，只觉得这是一个领导管理的问题。唐朝党争特别严重，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几个唐朝皇帝都是“庸君”而非“圣君”，所以搞砸了吧。

不过后来渐渐长大了，才发现这两处所讲的“党争”，不完全是一个东西。

《康熙王朝》里的党争，基本是人事上的，时间上不过十数年，就会分化重组；而且局限于精英层，没有强烈的社会含义。这种党争，的确是历朝历代都有，具有普遍性。

但唐朝的“牛李党争”，包括明朝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王安石变法后北宋“新党”和“旧党”的斗争，延续时间特别长（甚至跨越几代皇帝），影响范围特别广、形式上特别酷烈，其政策分歧具有强烈的社会含义，就不是《康熙王朝》里那种简单的党争了。

这些党争，都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政治上的体现。哪怕出了“圣君”，如果不解决那些底层的社会矛盾，也仍然无力管控这种党争。也就是说，这种党争，超越了君主个人能力和智慧的极限。

我们来通俗地思考：酷烈的党争，打破了君子协议，是如何起源的？如果社会上没有特别强烈的某种诉求，采取酷烈的斗争手段，会被所有人——无论另一个党还是本党——嘲笑和排挤，等同政治自杀。但如果社会动荡不安，民众具有强烈的愤怒，无论矛头指向哪里，都会给极端政治人物以生存空间，至少使党内盟友不敢过分非议他极端的言行。这种社会氛围如果长时间存在，政党就会产生适应性演化，逆向选择淘汰掉那些中庸的君子，使整个党的路线都变得极端化。两党镜像演化，底线不断打破，酷烈的党争就出现的。

美国的党争，早已超越了人事层面。politician 极端的言行不会受到众人的鄙夷，反而激起一连串的喝彩。这时候我们就明白，是美国社会，已经分裂了：人们互相之间的仇恨，使他们丧失了同情心和同理心，不再思考这些酷烈的措施有朝一日落在自己身上怎么办，而是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对方受到最野蛮、最残酷的对待。

党争一旦达到了这种史学词条的级别，基本上已经是朝代晚期的病危通知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