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的书，大多引用了一个经典案例：1932年美国大选，《文学文摘》搞了千万规模的电话调查，显示兰登将战胜罗斯福；结果是罗斯福大胜，获得连任。这个例子常用来说明样本不具有代表性会导致的谬误——因为那个年代只有富人家才有实力安装电话。但我从没见过哪本书再深究一步：为何富人们不喜欢投罗斯福？

其实很简单，在二战前后那个全球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贫富分化的年代，主要国家或向左转向社会主义，或向右转向法西斯主义。仅剩的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革命高潮中或政治瘫痪如法国、或瑟瑟发抖如英国。罗斯福新政实乃规避革命的自救，因此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性质的、均贫富的制度建设。一般情况下，这种改革无异于政治自杀——富人们和《文学文摘》普遍不支持他连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是当时的全球局势，帮他减轻了改革的阻力。

这一历史背景，美国人或许懂，但不敢讲；转述这个案例的中国统计人，则多半是不懂的。

前两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好书，叫《我们的孩子》，讲近些年美国不同阶层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差距，作者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作者在后记中深情回忆他自己小时候美国的社会氛围，也就是经历过罗斯福新政改造后的美国社会氛围：那时候富人家孩子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穷人家孩子也没什么自卑的感觉，因为全社会看待他们的眼光是一致的——都是“我们的孩子”。这就像1998年修订版《新华字典》中的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历史是一个奇妙的轮回，过去发生过的事，未来都会再次发生。如今又到了自由主义难以为继，全球向极端化转向的时代。肉眼可见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右翼在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同时主张均贫富的左翼也在水面下吸引着信徒。但多数国家腐朽的当权派，却似浑然无知无觉，死到临头仍在疯狂聚敛，比如日本和韩国的门阀、财阀。这两天，日本天皇罕见地对重大国是发表意见，间接忧虑了一下疫情尚在肆虐，举办奥运会是否合适，立刻引爆了日本社会——日本国民的愤怒已经积累得太久了，让人立刻联想到 85 年前的“尊皇讨奸、天诛国贼”。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从根上讲，是因为明治政府本质上是被西南四强藩所垄断的新一代幕府，国家权力和财富都高度聚集在很少一部分人手里，一旦对外扩张受阻（华盛顿会议），底层无法从外部世界补充维持生存的资源，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和国内矛盾很快就会引爆日本社会。所以，对二战前的日本来说，要么向左深彻改革，要么向右加强掠夺。日本当年选择了向右，如今似乎老毛病犯了，又想通过国际投机，逃避国内改革。只是这一回，国际格局已经全然不同，投机的唯一后果，是日本门阀将被彻底清算、连根拔起。

在全球极端化的大潮中，谁的社会结构最公平，谁就有最充足的“弹药”，来抵御这种冲击。这就像各国央行，不能把政策用完，不能把利率降得太低一样：谁保有最充足的降息空间，留有最多的“弹药”，谁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抵御能力就最强。无论当今的社会情绪如何，纵观全球主要国家，你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弹药”最足，中国抵御全球极端化浪潮的能力最强。所以我几年前就戏称，在新一轮动荡大潮中，中国将成为全球 ZB 主义的坚强堡垒，全球资本的避风港。

二战前，美国仅仅是经济总量比欧洲多，科学、哲学、艺术都差得远，说白了就是没文化的暴发户。短短十年，怎么一跃成为全球学术高地、艺术中心的？不就是全球动荡局势下，它作为唯一避风港的优势吗？超车，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当其他人都翻了车，你想不超，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