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Krugman P . How I Work[J]. American Economist, 1993, 37(2):25-31.
我在这篇文章中的正式职责是谈一谈我的 "生活哲学"。让我一开始就表明，我无意遵循指示，因为我对一般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了解。我相信熊彼特声称自己不仅是奥地利最好的经济学家，也是奥地利最好的骑手和最好的情人。我不骑马，在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幻想。(不过，我是一个相当好的厨师）。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谈的是一些比较局限的东西：关于思考的一些想法，特别是如何去做有趣的经济学。我认为，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中，我可以说有一种相当独特的思想风格——不一定比我的同事们更好，因为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有很多方法，但有一种风格对我很有用。这种风格的本质是一种通用的研究策略，可以用几条规则来概括；我也认为，我以政策为导向的写作和演讲最终也是建立在同样的原则之上。我将在这篇文章的后面谈一谈我的研究规则。不过，我想我可以通过描述我是如何（在我看来）偶然发现自己的工作方式来最好地介绍这些规则。
今天，大多数年轻的经济学家都是从技术层面进入这个领域的。他们原本打算在硬核的科学或工程领域发展，但却滑向了最严密的社会科学领域。从这个方向进入经济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在到达时已经受过良好的数学训练，他发现正式建模的概念是自然的。然而，这并不是我的出身。我的第一爱好是历史；我几乎没有学习过数学，而是边走边学。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早就投身于经济学，在耶鲁大学读大三的时候，就给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做研究助理（研究世界能源市场）。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时就写了第一篇真正成功的论文——对国际收支危机的理论分析。我发现，我对小型数学模型非常熟悉，善于找到简化的假设，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不过，当我离开研究生院时，至少在我自己看来，我还是有点没有方向。我不确定要从事什么工作；我甚至不确定我是否真的喜欢研究。
我明确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是相当突然的，那是在 1978 年 1 月。我感到有些失落，就去拜访了我的老导师鲁迪·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我向他描述了几个想法，包括一个模糊的概念，即我在鲍勃·索洛（Bob Solow）开设的短期课程中研究的垄断竞争模型——特别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的可爱小模型——可能与国际贸易有关。鲁迪认为这个想法确实有可能非常有趣；我回家后认真研究了这个想法；几天后，我意识到我掌握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将构成我职业生涯的核心。
我发现了什么？我的贸易模型的观点并不特别令人吃惊，一旦人们想到它：规模经济可能是国际贸易的一个独立原因，即使没有比较优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见解，但（正如我很快发现的那样）传统贸易理论的批评者以前曾多次指出过。我所建立的模型留下了一些悬念；特别是，它们通常有许多均衡点。即便如此，为了使这些模型具有可操作性，我不得不做出明显不现实的假设。一旦我做了这些假设，这些模型就非常简单了；写这些模型时，我没有机会展示任何高超的数学技巧。因此，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我没有做什么非常有趣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的一些同事也会这样告诉我）。然而，我看到的是——由于某种原因，我几乎立即看到——所有这些特点都是优点，而不是缺点，它们加起来就是一个研究计划，可以引致我多年的高产。
当然，我只是在说传统理论的批评者几十年来一直在说的东西。然而，我的观点并不属于国际经济学的主流。为什么呢？因为它从来没有在漂亮的模型中被表达过。新的垄断竞争模型给了我一个工具，可以干净利落地打开以前被视为一堆麻烦的东西。然而，更重要的是，我突然意识到，经济学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盲点：我们就是看不见那些不能模型化的东西。而其中最大的盲点就是规模收益递增。因此，我的任务就在那里：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揭示出那些很明显一直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东西。
我在那个冬天和春天写下的模型是不完整的，无法确切地说明哪国生产了什么1。但它们却讲述了有意义的故事。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清楚地表达我在做什么，但最终我意识到，处理一个困难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改变问题——特别是通过转移层次。一个详细的分析可能是非常讨厌的，然而一个总的或系统的描述却要容易得多，可能会告诉你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东西。
当然，要获得这种系统或总体水平的描述，需要接受基本上是愚蠢的对称性假设，这些假设是 Dixit-Stiglitz 和相关模型的基础。然而，这些愚蠢的假设似乎让我能够讲述一些有说服力的故事。如果使用标准竞争模型中被封圣的2假设，这些故事是无法讲述的。我开始意识到，在经济学中，我们总是在做一些愚蠢的假设；只是其中一些假设被做得太频繁，以至于它们看起来很自然。因此，在看到一个模型推导出的结果之前，人们不应该拒绝它假设的愚蠢。
最后，这些模型的简单性可能挫败了我挥之不去的冲动，即炫耀我在研究生院辛辛苦苦获得的数学技巧。但我很快意识到，简单性对这项事业至关重要。贸易理论家们未能处理规模收益递增，不是因为此事脱离经验，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太难建模了。那么，表明它可以简单得像孩子一样，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啊！
因此，在我 25 岁生日之前，我基本上知道了我的职业生涯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我的宏伟计划遭到其他经济学家的拒绝会发生什么——也许我会变得暴躁，也许我会失去信心并放弃努力。但事实上，一切都进展得惊人的顺利。在我自己看来，自 1978 年 1 月以来，我的核心研究路线遵循了一条内在一致的路径。在几个月内，我写出了一个基本的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事实证明，与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维克多-诺曼（Victor Norman）的类似模型，以及凯尔文-兰开斯特（Kelvin Lancaster）的工作同时独立完成。我在发表那篇论文时遇到了一些麻烦——被一家旗舰杂志（QJE，经济学季刊）轻蔑地拒绝了，这似乎是经济学中每项创新的命运——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从 1978 年到 1984 年底，我几乎把所有的研究精力都集中在国际贸易中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作用上。(我休息了一年，在联邦政府工作；但下面会有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原本个人的探索变成了一场运动，因为其他人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最重要的是，Elhanan Helpman——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的正直和自律与我自己的轻浮和无序形成了有益的对比——首先自己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后说服我参与合作工作。我们代表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的目标，是使我们的想法不仅受到尊重，而且成为标准：在七年内从革命派变成正统派3。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让我的关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宏伟项目沉寂了几年，并将注意力转向了国际金融。我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主要包括受货币政策议题的刺激而构建的小型模型；尽管这些模型不像我的贸易模型那样有一个一致主题，但我认为我的金融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领域风格统一的，这与我的贸易工作非常相似。
1990 年，我从一个新的方向回到了规模收益递增的经济学。我突然意识到，使我们能够对规模收益递增建模的技术，也可以用来恢复一整个被抛弃的领域：经济地理学，即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在这里，也许比贸易领域更明显，充满了经验性的洞察、好的故事和明显的实际重要性，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被忽视，因为没有人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来把它模型化。对我来说，这就像复现了我学术生涯早期的黄金时刻。做经济地理学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它需要大量艰苦的思考来使模型看起来无关紧要，而且我越来越发现，我需要计算机作为数据分析乃至理论建模的辅助工具。然而，这是很有意义的。对我来说，理论上最大的快感是当你的模型告诉你一些一直以来都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一些你可以立即与你对世界的了解联系起来的东西，但之前你却从未真正欣赏它们。经济地理学仍然有这种快感。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经济地理学工作似乎正把我引向更远的地方。特别是，在经济地理模型中自然产生的概念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语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亲缘关系——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蓬勃发展、而后崩溃的 "高度发展理论（High Development Theory）"。所以我预计我的基础研究项目将继续扩大范围。
在描述我 1978 年决定性时刻的过程中，我已经隐含地给出了我的四条基本研究规则。现在请允许我明确指出这些规则，然后加以解释。以下是这些规则：
对于第一条，我真正的意思是，“注意聪明人说的话，即使他们没有你的习俗，或不说你的语言”。
这一点也许最好用例子来解释。当我开始重新思考国际贸易的时候，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献批评传统的贸易理论。经验主义者指出，贸易主要发生在要素禀赋看似相似的国家之间，而且这种贸易大多涉及看似相似产品的行业内交流。敏锐的观察家指出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真实国际市场中的重要性。然而，所有这些明智的评论都被主流贸易理论家所忽视——毕竟，他们的批评经常显示出，他们对比较优势的理解并不完美，而且也没有提供可替代的、内在一致的模型，那为什么还要关注他们呢？其结果是，本领域的专家们忽视了眼皮底下的事实和故事。
同样的事也在经济地理学中重演。地理学家和区域科学家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地区性外部经济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证据，并且对这些证据的梳理相当聪明，如果不是过于严格的话。然而，经济学家们却忽视了他们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来自讲着另一套术语的人。
我并不是说规范的经济分析毫无价值，或者任何人对经济问题的观点同样科学。恰恰相反！我坚信模型的重要性，它们与我们的思想的关系，就像投矛与石器时代武器的关系一样：它们极大地扩展了我们洞察力的力量和范围。特别是，我不同情那些批评者——认为模型经过了不切实际的简化，并想象他们可以不清楚地陈述假设，就能达到更高的复杂性。
关键是要认识到，经济模型是隐喻，而不是真理。通过各种方式用模型来表达你的想法，尽可能的漂亮（下面会有更多的介绍）。但要永远记住，你可能把隐喻弄错了，而其他拥有不同隐喻的人可能会看到你所忽略的东西。
1978 年之前，有一些关于外部经济与国际贸易的文献。然而，从来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它们似乎永远是混乱的；即使是最简单的模型也会陷入对可能结果的复杂分类5中。
后来变得很清楚的是，出现这种混乱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建模者要求他们的模型做传统贸易模型所做的事情，也就是预测各国专业化和贸易的精确模式。然而，为什么要问这个特殊的问题？即使在赫克歇尔-奥林（Heckscher-Ohlin）模型中，你想表达的观点也类似于“一个国家倾向于出口那些密集使用该国丰裕要素的商品”。如果你的具体模型告诉你，资本丰裕的本国会出口某种资本密集型商品，这很有价值，因为它使你对这一见解的理解更加清晰，而不是因为你真的关心这些由一个过分简化的模型所推导出来的特定细节。
事实证明，如果你不强求在两部门、两种商品的经典模型中所能得到的那种细节，那么外部经济模型就完全不需要混乱。只要你问一些“系统”问题，比如福利和世界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就有可能做出非常简单和整洁的模型。而我们感兴趣的其实是这些系统问题。说得直白一点，对过度细节的关注只会将根深蒂固的偏见从一个陈旧的模型中带入一个新领域，使工作变得更难开展。
在我工作过的许多领域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如果一个领域的人在看起来非常困难的问题上陷入困境，不妨问问他们是否真的在研究正确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一些其他的问题不仅更容易回答，而且实际上更有趣（这一招的一个缺点是，它经常让人生气。当你建议他的领域可以绕过这个问题而得到复兴时，一个花了多年时间研究一个困难问题的学者很少会感激你）。
如果你想发表一篇经济理论方面的论文，有一个安全的方法：对一些熟悉的模型做一个概念上次要但数学上困难的扩展。因为模型的基本假设已经很熟悉了，所以人们不会认为它们是奇怪的；因为你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你会因为你的能力展示而受到尊重。不幸的是，你并没有为人类的知识增加多少。
我发现自己在新的贸易理论中所做的，几乎是相反的。我发现自己使用了不熟悉的假设，并且用它们做了非常简单的事情。
这样做需要很大的自信，因为一开始人们（尤其是审稿人）倒不会批评你的工作，而是会嘲笑它。毕竟，你的假设肯定会显得很奇特：连续统商品，都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对称地加进效用函数中？经济规模相同的国家，具有镜像对称的要素禀赋？人们会问，为什么要对一个具有如此愚蠢假设的模型感兴趣——特别是已经有明显更聪明的年轻人通过解决困难问题证明了他们才能的时候？
许多经济学家似乎很难接受的是，我们所有的模型都涉及愚蠢的假设。考虑到我们对认知心理学的了解，效用最大化是一个荒唐的概念；在金融市场之外，均衡是非常愚蠢的；完全竞争对大多数行业是个笑话。做出这些假设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们是合理的，而是因为它们帮助我们产生了一些模型，而这些模型对于我们思考真实世界是很有帮助的隐喻。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一些经济学家似乎认为完全竞争、效用最大化和完全市场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6不仅仅是一个有用的模型，而且揭示了神圣的真理。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模型——不是因为它的假设有一点可信度，而是因为它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思考经济效率的本质和在市场体系下实现效率的前景。它实际上是一个有灵感的、奇妙的愚蠢作品。
我所相信的是，创造性愚蠢7的时代还没有过去。有一些假设，因为在几百篇早期论文中被使用而显得自然。从这些假设中榨取最后一滴血并不是一个经济理论家的美德。如果一套新的假设似乎产生了一套有价值的见解，那么就不要在意它们是否看起来很奇怪。
敢于做傻事的规则并不是不守纪律的许可。事实上，做真正的创新理论，比在一组成熟的文献中工作，需要更多的学术纪律。真正困难的是保持航向：由于地形不熟悉，很容易发现自己在绕圈子。凯恩斯在某处写道："一个独自思考的人会暂时相信的事情，有时愚蠢地令人吃惊"。同样重要的是，在表达你的想法时，要让那些没有在过去几年中与你的问题搏斗，也不急于在未来几年中与你的答案搏斗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理解。
幸运的是，有一种策略能起到双重作用：它既能帮助你控制自己的见解，又能让别人了解这些见解。这个策略是：总是试图用最简单的模式来表达你的想法。剥离到这个最简单的模型的行为将迫使你找到你想说的东西的本质（也会让你明白那些你实际上无话可说的情况）。这个最小化的模型也将很容易向其他经济学家解释。
我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最小必要模型”的方法：使用单要素、单产业模型来解释贸易中垄断竞争的基本作用；假设劳动力属于特定部门而不是完全的 H-O 要素替代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的影响；使用对称国家来评估相互倾销的作用；等等。在每一种情况下，其效果都使我能够以乍一看可笑的简单性来处理一个被广泛认为是非常困难的课题。
当然，这种策略的缺点是，你的许多同事会倾向于认为，可以用一个可爱的小模型来表达的见解一定是微不足道和显而易见的——要认识到简单可能是多年努力思考的结果，需要一定的成熟度。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当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耶鲁大学被考虑授予终身职位时，他的一位资深同事贬低了他的工作，说他的工作主要由小模型而不是深奥的定理组成。另一位同事接着问道：“那你岂不是可以对保罗·萨缪尔森说同样的话”？“是的，我可以”，斯蒂格利茨的反对者回答。我也曾听到过对我自己工作的同样反应。
幸运的是，周围有足够多的成熟的经济学家，最终学术上的公正通常会得到满足。有一种特别的快乐，那就是不仅能够大胆地走到以前没有经济学家走过的地方，而且能够以一种事后看来几乎是儿戏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我现在已经描述了我的基本研究规则。我已经用我在发展“新贸易理论”方面的经验以及我最近将这项工作扩展到经济地理学方面的经验来说明这些规则，因为这些是我工作的核心。但我也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同一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在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我想谈谈这些其他工作，特别是谈谈政策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共存。
大多数经济理论家对当前的政策问题不闻不问——或者说，如果他们确实参与了政策辩论，也只是在他们职业生涯的中点之后才这样做，作为创造性理论研究之后的事情，而不是与之共存。似乎有这样一种共识：做好理论工作所需的清晰和单一的目的与积极参与政策讨论所需的对混乱问题的容忍度是不相容的。
然而，对我来说，从来不是这样的。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为不同的政府和公共机构做了一些咨询工作，并在联邦政府工作了一整年。我还写了一本书《期望递减的时代（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面向非技术的读者。我还写了大量的论文，这些论文的动机不是我研究的内在逻辑，而是试图让一些当前热门的政策辩论变得有意义，例如第三世界的债务减免、汇率的目标区、区域贸易集团的崛起。所有这些似乎都没有损害我的研究，事实上，我最喜欢的一些论文就是从这种政策导向的工作中产生的。
为什么与政策相关的工作似乎与我“真正”的研究没有冲突？我认为，这是因为我已经能够使用与我在更基本的工作中使用的几乎完全相同的方法来处理政策问题。关注报纸报道或中央银行家和财政部长所关切的问题，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听听外邦人的意见”。试图找到一个有用的方法来定义他们的问题，与在理论上质疑问题基本相同。用对一个问题的非正统观点来面对所谓的有识之士，真的需要有做傻事的勇气。当然，无情的简化在政策讨论中的价值甚至超过理论领域。
因此，对我来说，做与政策相关的经济学并不意味着学术风格的急剧变化。而且它有自己的回报。让我们诚实地承认，这些回报包括受邀参加更高级的会议和演讲活动，其报酬比纯粹的学者可能得到的要高得多。我们也要承认，政策研究的乐趣之一是有机会震惊有产阶级8，指出官方立场的虚伪或愚蠢。例如，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个对指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荒谬性感到有趣的国际经济学家，而且当我和其他人长期预测的 ERM 危机在 1992 年秋天实际发生时，我也不免有些邪恶的快乐。
不过，政策工作的主要回报是智力刺激。并非所有现实世界的问题都是有趣的——我发现几乎所有与税收有关的问题都比安眠药更催眠——但是每隔几年，甚至更频繁，国际经济现实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引起令人振奋的研究。广场会议和卢浮宫会议（the Plaza and the Louvre）、布雷迪计划（Brady Plan）、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货币联盟都刺激了我写理论论文。所有这些论文我都认为可以独立存在，即使没有政策背景。
当然，一个经济学家如果进入政策领域，总是有可能不再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真正的研究。我当然会写大量的会议论文；我是一个非常快的作家，但可能这是被我过度使用的一种天赋。不过，我认为，做政策研究的最大危险不是对你时间的消耗，而是对你价值观的威胁。你很容易被引诱，认为对政策的直接影响比写论文更重要——我见过很多同事发生这种情况。一旦你开始走这条路，一旦你开始认为 David Mulford9 比索洛（Bob Solow）更重要，或者更喜欢和财政部长打交道，而不是和 Avinash Dixit 谈理论，你可能就会对研究失去兴趣。很快，你可能会开始把“影响”作为一个动词使用。
幸运的是，虽然我喜欢参与政策辩论，但我从来都不在乎政策制定者。这种不严肃的态度偶尔会给我带来麻烦——比如有一次，我在一篇会议论文中对法国人开了一个温和的玩笑，导致出席会议的法国官员进行了长时间的抨击——而且可能使我永远无法担任任何重要的政策职位。但这没关系：最终，我宁愿多写几篇好的论文，也不愿担任真正的权力职位。（请政策界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我一定会拒绝这样的职位，如果有人提供的话！）
在我的生活和性格中，有很多事情让我感到遗憾——如果职业上的事对我来说是惊人的顺利，那么在其他地方绝非如此轻松或快乐。但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谈一谈职业上的遗憾。
一个小小的遗憾是，我从来没有参与过真正严肃的实证工作。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事实或真实的数字。事实上，我发现以表格、图表的形式进行的轻度实证工作，或许还有一些回归，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建立和彻底分析数据集的严肃工作，我似乎从未涉足过。我想，这部分是因为我的许多想法不容易被用于标准的计量经济学检验。不过，主要是因为我缺乏耐心和组织能力。每年我都承诺要尝试做一些真正的实证工作。明年我真的会！
一个更重要的遗憾是，虽然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评估认为我是一个相当好的讲师，但我还没有成功地培养出一连串真正优秀的学生，即那种能让老师感到荣耀的学生。我可以为这一失败找借口——学生们往往更喜欢那些更有条理、更少直觉的导师，而我也经常要求学生少用数学、多用经济学，从而吓跑了学生。我可能看起来很忙，心不在焉，这也是事实，也许我本人不够仪表堂堂，不能令人感兴趣（如果我再高几英寸......）。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并打算努力。
不过，总的来说，我一直很幸运。这种幸运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意外有关，这些意外使我偶然发现了一种对我极为有利的知识风格。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定义和解释这种风格。这是一种人生哲学吗？当然不是。我甚至不确定这是否是一种经济研究哲学，因为对一个经济学家有用的东西可能对另一个经济学家无效。但这是我做研究的方式，它对我来说是有效的。